此外,他还认为,把握好中国经济转型改革的趋势是关键。
这种紧迫性可以用两只老虎的赛跑来比喻,中国现阶段整体的形势就像有两只老虎在赛跑,一只叫改革,另一只叫社会问题。这一逻辑隐含的实际内容是抑制官员动机中内在的权力最大化、责任最小化不良匹配,权责约束清楚到位,把对市场主体的负面清单和对调控主体的正面清单合在一起,显然是比现在状况更理想的法治环境。
在创造历史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掌握的就是如何化解矛盾以及跨越种种陷阱,在这个过程中,除中等收入陷阱、转型陷阱、福利陷阱,具体的陷阱形式中,还有已经被很多人意识到的塔西佗陷阱。未来中国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继续大踏步地跟上时代,混合所有制一定会打开空间。执政党权力是公共权力,公权由一个一个具体的私人执行,立法的关键是把权力关进笼子。到了1984年,才通过中央全会的形式正式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总体上定位为有计划商品经济。我们应该更多地把握住问题的实质——目前改革已经推进到攻坚克难阶段。
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我国改革从财政开始实行分灶式吃饭,在向地方放权的同时,明确要求权力要继续下放到企业,让企业活起来。要想实现全社会可预期的稳定环境与健康发展,就要有现代文明范畴里的法治。这就是中国版量宽的思路,只要力道够猛,人民币贬值也会水到渠成,而且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让人难以非议。
首先,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房利美和房地美--比如就叫中国房贷金融集团,简称中房金融,把围绕房地产的不良信贷资产证券化(MBS或者ABS),从五大银行手里剥离出去。以拉升股市的杠杆来为堆满了楼市和影子银行相关债务的资产负债表去杠杆。【后记】 我一直反对单纯的降息,降准,希望看到中国央行推出更为复杂的货币政策--由复杂精密的资产购买计划组成的量化宽松。美国目前同期住房抵押贷款的资产证券化率是64%,中国连1%都没有。
美联储买的MBS亏了,但美国房市又火了,人行千万莫让让美联储专美,对此笔者在【化解中国地产危机的美国经验】文中有详述。这突如其来的幸福背后到底有何蹊跷?过去两年市场一直呼唤降息救市,央行一直爱理不理,结果突然间,央行降息了,而且把本该几次降完的息一步降到位,于是市场蒙了,钱荒就成了knee jerk。
人行通过中房金融和中国就业银行盘活以万亿为计的信贷资产,只要剂量够猛,实施够高效,就一定能有效遏制上诉经济病毒并稳住经济。用1500亿撬动13万亿,两房经验中国不容忽视。中国在MBS上的步子迈得太小了,证券化4万亿房贷资产有何不可?MBS这只螃蟹最主要的吃客应该是人行,买个一万亿又怎样?人行把市做起来了,其他机构见套利空间可观必蜂拥而至,外资机构也会有兴趣。中国目前个人房屋贷款的余额已达10万亿左右,但证券化的比率却小的可怜。
宏图通过增加杠杆来去杠杆。若是有理智的话,这小伙恐怕不该狂喜,而该不寒而栗才是。两个错加起来不会是一个对。原文发表于12月12日【联合早报】 进入专题: 量化宽松 。
中国目前面对的经济病毒很多,但最致命的有几个:内生性货币崩塌,房地产崩盘,影子银行风险失控,全球通缩,还有货币战。央行常常把一些需要沟通的事搞得像梵蒂冈选举教皇一样,对courtship的质量和健康有很大负面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美国有8.5万亿美元MBS,美联储在高峰期把其中的1.8万亿放在了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但结果出人意表,降息宣布第二天国债期货暴跌,市场利率全面上扬,资金紧张令银行间市场交易被迫延迟。
降息降成这样,也算是一种极致。虽则如此,也有值得欣喜的事,那就是央行的降息幅度大于常规许多,这意味着央行已经走出了自己的comfort zone,下猛药的勇气已经有了,是时候把中国版量化宽松介绍给世界了,不然安倍会很寂寞。果不其然,降息前后A股暴涨,而且是由天量的杠杆融资驱动,目前的融资余额已逼近1万亿,民间借贷平均利率高达26.83%。最近中国央行做了件大事,两年来首次降息,而且降息幅度比常规要大不少,颇有下猛药的意思。事实上伯南克最大的贡献不是在直升飞机上撒钱,而是极大的完善了美联储和市场沟通的机制。中国现在的经济活动已经成了庞式融资的红海,资产价格承受越来越大的空头压力,企业资产负债表恶化,全局性的庞氏融资到了无法维系的地步,一旦通过破产和资产抛售来降低杠杆率的现象系统性爆发,超级去杠杆化就出现了,注入流动性和降息降准等所有传统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全面失灵,那感觉就像李克强和周小川驾驶的飞机进入了百慕大一样。
这就好比有个小伙暗恋上了一个高大上的冷艳美人,结果主动邀请佳人约会数次均被拒绝,佳人平时也是拒人千里,小伙颇有死心之意,怎知突有一日却接到佳人情书一封,不但要约会,而且还要埋约会的单第二,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
除国家规定的重大和限制类项目外,对外资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逐步实施备案制度。(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来源:上海证券报 进入 迟福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服务业 行政垄断 。
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市场经济的保障。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的监管主要是事后监管,而不是前置性的审批。
比如,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政府加大对公共领域的投资,并保持投资的稳定性。第四,加快拓展与亚太国家在金融、信息、物流业等服务领域的开放合作,把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自由化作为双边或区域合作的重点。加快推进法治市场经济进程,完善市场经济法治建设,释放市场经济的新红利,不仅能为保持7%左右的中速增长奠定坚实基础,而且将为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建议把服务贸易占比到2020年提高到20%作为十三五对外开放的重要目标,以此倒逼服务业开放进程。
未来6年提高服务贸易比重的紧迫性全面加强,需要加快服务贸易对外开放进程。总体来说,在历史转折时期,今年是改革思路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一年,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简政放权,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三是有关民生方面的改革取得重要进展,比如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开始逐步变为现实,2020年我国的人口城镇化率有望达到52%左右。第三,逐步把服务业外商投资审批制改为登记备案制。
这就需要把行政审批与市场监管严格分开,建立法治化的市场监管,大大强化市场监管的有效性。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特定背景下,社会各方对国企改革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上的期盼很大,但这项改革的重大举措不多,缺乏亮点。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政府的监管没有跟上。从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到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改革思路上更为凸显历史自觉、历史担当。从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实践看,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开放将成为重点,这既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趋势,也是我国主导亚太自贸区建设的一张王牌。第二,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统计显示,简政放权改革推行一年多来,先后有632项行政审批事项被取消和下放。第一,国有垄断行业应尽快向社会资本推出一批重大项目,敢于让利,让社会资本有真正盈利的预期。
第一,把行政审批与市场监管职能严格分开,尽快从国家层面整合监管机构,组建综合性、权威性的市场监管机构。从改革实践看,下一步政府进一步放权,走向负面清单管理是个大方向,但多方面担忧一放就乱。
围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多方面的改革突破:第一,用法律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加快市场主导的经济转型。放权的力度有多大,如何放权,如何通过放权来走向权力清单、负面清单的管理等,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和总结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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